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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事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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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罢《大秦帝国》电视剧,无限感慨,几回泪下,径自无语。政如山岳,情若巨川,死生以托,肝胆相照。其为情,则白首不渝;为学,则风气奔放。观其人,言如战鼓,行如利器。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题记

受命于危难之际,秉国于孤绝之境。接过秦献公留下的山河破碎的贫弱秦国,嬴渠梁自知大任在肩,丝毫不能懈怠。

国君初丧,朝野动荡。魏国趁机发难,以夺回丞相公叔痤为名,命庞涓率铁骑三万奇袭骊山大营。幸得卫鞅涉险救师,两国才达成了休兵割地盟约,可见卫鞅与秦颇有渊源。预料之外,魏国罢兵收地后,却联合其余五国密谋分秦,直欲吞之而后快。大兵压境,弱小秦国似已山穷水尽,濒临绝境了。

然而穷则思变。在经历了一场长达二十余年的深彻变法之后,秦国不仅收复了失地,而且予大魏霸权以重击,并为后来秦国的蓬勃壮大奠定了坚实的法治根基。秦国贫弱,地薄民少,甲兵老旧,山东商贾入秦者寥寥可数。然由弱而强,全在变法;变法大成,首在于人。大雨滂沱中请石工白刻国耻石以明心志;风雪交加日往五贤莊拜访百里遥指点迷津;墨家论战台上义正辞严,虽刀剑加身而不为所惧;书房内,君臣为变法强秦畅谈三天三夜而不觉疲累;每于治国理念上有所受益必谦谦致谢,好学而明慧,俨然一君子。国有明君如公,秦国焉能不强?

以领袖名号作为变革的标志,此古往今来的政治法则。如文景之治、罗斯福新政、斯大林主义体制。独秦国变法冠以“商鞅”名号 ,可谓历史一奇。原因在于,两千年的历史烟云湮没了一座雄奇伟岸的文明高峰。而这座高峰,就是秦孝公嬴渠梁。

后人对这位铁心撑持变法的政治领袖的感知,大多以西汉贾谊《过秦论》的评价为根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其心胸勇略,堪称不世雄主。令人惊异的是,战国之世,大战连绵,不测的战争时时会对变法造成夭折的危险。而秦自变法开始,二十余年竟然没有发生一场足以威胁变法的大战。 秦国独能成功避险,将国家航船平稳驶出了列国纷争的惊涛骇浪,而使国人和历史浑然不觉,实在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手笔。此等战时国际的腾挪能力,极为罕见。须知,韩国申不害变法的失败,便是韩昭侯应对国际变动的无能,而招致魏国猛攻,变法成果被一举摧毁。秦公之沉雄勇略权谋无痕,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公元前488年,周王室命老子入秦。老子不仅为秦国留下了五千言大道文章,而且留下一则神秘预言:“秦之国运与周分合。周秦同源,合起西陲。秦救周,始为诸侯。秦周分离,离五百年,大合于秦。合十七年,霸王出。”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孝公以此预言考校太子赢驷,赢驷坚定地说:“即使天命所归,亦需人事努力。”秦公欣慰道:“你必须记住,天命星象从来就不会垂怜弱者,它永远都是强者的光环。”发愤图强,事在人为。嬴渠梁在最后关头道出了秦国由弱而强的根本原因。

反观魏国则不然。作为战国初期的中原霸主,魏惠王志大才疏外阔内狭,公子卬骄横淫逸好大喜功,上将军庞涓妒贤嫉能刚愎自用。每临大战,将相失和,庙堂谋败。自恃列国霸主而频频伐交,接连败绩而不自省养息。一国朝堂如此懵懂托大二十余年,岂有不败之理?河西一战,魏国全军覆没,龙贾将军不齿偷生,拔剑自刎。自此,魏国霸权日益衰落,沉沦不复。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危去世。这位天才的强国领袖以其不世出的政治才华稳定乱局,发奋雪耻,斡旋邦交,精诚求贤,奇迹般地腾挪出二十余年的非战岁月,成功地在秦国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战时法制社会,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为中国文明史立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强弱之势,古无定则。唐人杜牧在其《阿房宫赋》中写到:“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以此种观点看秦国之崛起强大,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事主观的不懈努力。以此推及古今成败:成,人也,非天也;败,亦人也,非天也;成败得失,俱人也,非天也。当秦处孤弱之境,尚要放手一搏而不龟忍自保,今之漫言不肖怨天尤人者,岂不惕厉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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