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树立价值观？
大家别把这个事情看得太过于肃穆高大了，说简单一点，就是有位老奶奶过马路摔倒了，我们应不应该去扶的问题。这样的价值观我们可以说成是乐于助人，当然这肯定是好的，我们应该推崇表扬，要是按照我小时候的那个规矩，眉头上面还可以点一个五角星，以示模范。但是这样价值观的树立是好事吗？我换一个说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树立乐于助人的价值观吗？（上文我只举了这一个乐于助人的例子）
星期二下午4点半放学之后，我和寝室的那一只狗一起漫步校园。当然他的名字你们都应该很清楚了，叫Micky。走着走着Micky就张开狗嘴说“晚上气象学课我不想去了，你去吗？”狗有一种骚味大家都知道，但此刻我感觉到特别舒坦，Micky这只海洋学院的学习标杆居然说不想去上课了，我好不开心。故作镇静，我说“我也不想去，但我还是要去。”接着他好像也摸清楚了我的套路一般，斜着眼睛吠出了一句“你去了还不是学不到东西”。这一瞬间我感觉到气愤，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人是个死脑筋，喜欢较死理，我最厌恶有人（也不是指针对我自己）在一切都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像预见未来一般给事情画上句号，就好像我们打篮球，来了一群实力比较强的，我正感觉到血脉喷张，我的队友就开始说“我们打不过了”。
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侮辱，我感觉我还没有好好过完一生就已经被别人判了死刑。我总认为一切事情都还有可以最后一搏的时刻，我们认为太晚了的时候往往好戏才刚好上演。当然，说了这么多气话，Micky当时的意思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也许只是想说气象学课刘老师用英文上课，我们学不到什么东西。这倒是一个事实。在这里我不妨告诉大家整个事件的结局：Micky去上了气象学课，认真地坐在第二排，还不住地对老师点头。
你说谁是混账？而我呢？因为6点半要去参加一个晚会（实际上就是去像一个呆瓜一样拿着班旗在报告厅里面转悠，老师们说这是一种充满朝气与力量的活动，叫跑旗），所以提前就走了，而在6点到6点半短暂的上课时间里，我除了看手机就是发愣。这件事情下来，我有了两个体会：1、Micky说不去他还是去了而且听得很认真，从这一点让我明白了最危险的人往往就在你我身边；2、我的确就像Micky说的那样没有学到东西，我甚至还没有尝试着去学。说了这么多题外话，这一件事情最终还是多少让我有了一个启发：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各有各的不同。把这一件小事写出来定然不是想批评Micky（因为他在寝室对我是百依百顺，况且我们的友谊是天地可鉴的），更多的是想告诫我自己。
这段时间里我思维比较怪异，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要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树立一些相同的价值观。我留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思考问题的：我们树立人类的立场，科学的立场，理性的立场，就可偏偏把价值的立场交给每一个人自己去树立。看到这里有的人也许会说我反动了，你这不是没事找国家的茬吗？如果真的有所冒犯，我马上就把这篇拙劣杂文删掉。其实说白了，我想但是没有那个能力，我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学工科的本科生，天天为编程什么的balabala烦的晕头转向，我的确没有深刻的思维去剖析这些东西。
但说到这里我又想提出一个疑问：假如张三认为助人为乐不应该算是一种美德，而尊师重教才是呢？换一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准则，如果真的要想把所有人的脑袋上都带上中号的帽子，那是不是小个子戴着松，大个子戴着紧？我不知道各位的答案是什么，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宁愿不戴帽子了，让脑袋光着，必要的时候我连脑袋都可以不要，因为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都装着别人强加给我的东西，没有一件东西是属于我的，那拿到还有什么用？
我们都知道，关于在社会之中的价值观树立，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少数的那一部份人。说的简单一点，我来给大家举个列子：如果在10年前，我在路口做一个调查，题目就叫做“看见老人摔倒你会不会去扶？”，我可以昧着良心来告诉你，这个调研的结果可能会有将近80%的人选择去扶。这就是正能量嘛，大家都知道正确的事情是什么，应该怎样去选择，这是很好的。但如果是现在，我在同一个地点，同一题目再去做一次调研，我敢给各位赌一顿海天楼的中午饭，如果能有超过60%的人选择去扶我就拜天拜地了。这些年来社会之中出现了很多怪象，不仅有社会大众，还是新闻媒体的。从我个人而言，我甚至认为媒体界的浮躁和卑鄙应该为如今社会的怪象买单，他们是众多毒瘤中比较大的一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开始喜欢听到那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了，还不管那些新闻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娱乐，你说以别人身边发生的惨事为乐，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可以吃老虎喝熊血了？但偏偏在这些关键的时候，我们这些媒体还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一边继续往这一洼死水之中多扔些破铜烂铁，一边庆幸“我们这样破烂的报纸期刊居然还有人看”。
这是一个真理，在那一些关键时刻，往往都是那一小部分人决定整个事情的发展走向。回到那个老人过马路的问题，我也知道我们之中的很少有人会为了改变那一小部分人而花大力气，况且在通常情况下100个人之中不可能人人都能及格。但这个问题又很悬，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来讲，正是那一小部分人来搅黄了我们整个集体的这一锅高汤。最要命的是，大家往往特别乐意将目光集中在那一小部分人的身上，然后各怀鬼胎地又将问题抛给整个群体。
在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倘若你做调研的那些人之中，选择不扶的人人家根本就认为这“扶与不扶”不在我的价值观之内呢？换个说法，就是说你来问了你喜欢吃酸菜鱼还是麻辣鱼？我的答案是：我不吃鱼。文章写到这里，我方可以小心翼翼地讲出我最近思考的另一个问题的结论了：我们不能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审判他人。
有些朋友会问了，如果社会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来树立正面的取向，那整个体系不就乱了吗？说到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好应该怎么办，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否命题，因为没有人尝试过。那从这一点看来我也是个混账，因为我只提出了问题否认了现有的结论，但我自己却又提不出一个解决方法。但如果有心的各位真想将这个问题想透，不妨看看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这篇杂文应该会给你一些启发。虽然我是第一次写这样的杂文，脑袋里有些混乱，但我还是分得清楚一个道理：谁拿着“道德体系”和“价值观”权杖想去审判他人的时候，他一定会又累又疲，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样的权杖都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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