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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蛙》中的历史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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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先生:

请原谅一个陌生人冒昧地给你写信。

我从未给名人写过信,这是第一次,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我不想无缘无故地打扰别人,尤其是名人,更不会有任何不良企图和妄想,我不会无风起浪,更不会无中生有,比如,当你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后,那种无事生非的人,有鼻子有眼地说你给高价香烟做代言人。而我确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一个做人做事都比较认真的人。

写此信的动机,源自拜读了你的大作《蛙》——发现书中有错,才突发其想的。

先生,你的《蛙》我仔细认真地读过了,不愧是一部魔幻与现实交融,一部历史与当下结合的代表作。

四十几年前,中国北方农村的生存状况和人们艰难生活的情景,在你扑实的笔下,活灵活现,跌宕起伏地呈现出来,幽默的语言,睿智的想象,独具一格的写作风格让我叹服不已。只不过叹服之余,我居然发现《蛙》中有极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情节,当时的心情就像正在品尝一顿美餐时,忽然感到嘴里有几颗沙子,非要吐出来才觉得舒服。

先生,我知道,小说是允许,也完全可以胡编乱造的,文雅说法,叫作“虚构和合理想象”。可是我认为,小说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尽可以胡编,但小说中的历史年代、历史事件决不可以乱造,即便是神话小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历史上发生在唐太宗时期,却不能,也不可以由作者任意将其转换到唐玄宗的朝代。

小说《蛙》的前半部,主要围绕北方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这条主线展开的,而且,不少情节大多是放在“文革”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其中就有雄赳赳,气昂昂的红卫兵一边拆庙,一边高喊“文化大革命好,送子娘娘下河洗澡!”并且,出现了以极为粗暴方式(即使是怀了七、八个月的孩子也要拉出来)和强制手段(拔人家的树,拆人家的房)来逼迫农民执行计划生育工作所产生的种种悲惨事件。然而,先生,你这是将特殊环境来了个“偷梁换柱”和“移花接木”,但是,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作为一项国策,应该说,真正全面实施“一胎化”是自从1982年才开始的。1976年(“文革”结束)以前,我国政府只是提倡计划生育,推行计划生育,至于只准生几个孩子没有作出硬性规定。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现举实例说明。

我有两个女儿,大的1971年出生,小的生于1975年,当时的口号:“三个太多,一个太少,两个正好。”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听政府的话,只生了两个。而我邻居——一个建筑工人家里却有五个娃儿,大妹、二妹、三妹、四妹,最末生了一个“带把的”五娃子,和我的小女同年。当时政府、街道没有管,自然也未罚款。其原因,众所周知。

“文革”期间,广大革命群众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史无前例地投入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路线斗争中,斗争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大字报到抄家,从大批判到拳打脚踢,从大辩论到真刀真枪的派性武斗,……革命群众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哪里还顾得上去理会老百姓生孩子这方面的生活小事。而且,“文革”中,全国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当权派一律被打倒,“公、检、法”被砸烂,整个中国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没有消停,哪里还会有什么人来管计划生育方面的事情;即使,后来搞了什么由军队、造反派、革命干部组成的“三结合”领导班子——各地政府和各单位的临时管事机构——“革委会”,这也是拖了许久才相继成立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单位行政瘫痪,工作不正常,上班没人管,也没人敢管,上班的妇女正好利用此时机生孩子,带孩子,还不会扣工资。农村妇女此时也不甘落后,抓住这难得的空闲积极造人,因为“多做工分不如多做娃儿”,多生一个便多一份口粮,比多做多少工分都划得来。

“文革”十年,工业减产,农业歉收,教育荒废,唯有人口大丰收,仅1966-1971年“文革”五年中,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居然高达千分之26,净增人口1.2亿,年平均增长2040万人!在“文革”中,根本没有《蛙》中那些执行计划生育的情况。

1976年,“文革”结束,计划生育工作才开始走向正规,执行的方式方法却层出不穷。以四川农村为例,某些地区也曾发生过以粗暴行为强制执行计划生育的事,对超生怀孕的农户采取牵牛,拉猪,搬粮食,拆房子的惩罚,为了避免这种处罚,想超生的夫妇只好盲流,夫妻双双往外逃,于是,便出现了家喻户晓的“超生游击队”。

尽管当时全国各地执行计划生育的标准和力度有所差别,但在“文革”结束之前,生两个甚至更多小孩是不受限制的,并非《蛙》中所写的只准生一个,八年后才准生第二胎。而且,小说中,将强制计划生育放置于“文革”之中,如对准备超生的孕妇家拔树拆房,对怀孕五个多月的孕妇穷追不舍,孕妇为逃避计划节育,只好冒险跳船游水逃跑,不幸流产,以至大出血而亡等情节中,都出现过在汽车上、在轮船上大喇叭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的情景,此情此景只有“文革”中才独有。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便再没出现类似场景。另外,小说中“革委会”,武装部,民兵队长等称谓也是“文革”中特有的,八十年代就消亡或很少用了。

先生,你在《蛙》的最后部分,让年奔六十岁的妇女假怀孕,怀得像真的一样,连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也煞有介事地摸着空肚子说“大约怀了五个月吧”,假孕妇更正说,“已经六个多月了。”……这样的事,居然当时周围的人一个也看不出来,也不去质疑……这些,在我看来,纯属魔幻手法,是艺术夸张,无可厚非。

但,历史决不允许这样夸张,小说《蛙》的前半部,将“文革”以后几年的事情,说成是“文革”当中发生的,为了编故事,不负责任地硬栽上去,这样,《蛙》就不再是一部魔幻与现实交融,一部历史与当下结合的代表作,而成了一部近乎荒谬的全魔幻小说。

先生,去年10月11日,你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全中国人民都为之高兴和自豪,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自1901年颁发以来,还没有一个中国籍的人获得过,你为祖国争得光荣,为世界文化作出贡献,人民忘不了你。而且,中国政府和老百姓在节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对世界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和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也将随着你的文字而让世界知晓。

不再多打扰你,就此搁笔,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直言不讳地说出来,就像完成了一项自己下达的任务,心里显得轻松多了,也踏实了。

顺致

崇高敬意!

魏清 201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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