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是北大的骄傲。此湖面积约50亩，环湖遍植柳树，槐树、松树和竹子等。记忆中，当年，湖的东面紧靠路边，是北大第一体育馆。体育馆的东面是第一运动场。湖的西面和南面是被成片树林覆盖的几座连绵的小山丘。小山丘上有悬挂着大钟的亭子。临湖轩掩映在南岸的竹林中。再向东去不远，美丽的博雅塔穿越丛林之颠，高高指向蔚蓝色的苍穹。
未名湖及其周围的山丘、树林、亭阁、小径和草地，堪称鸟语花香。那里历来是北大学子最宠爱的天堂。夏天，同学们在林荫道上散步，在湖边和小山丘的树下朗读外语，在草地上打太极拳。冬天，树林覆盖着白雪，湖水冻结成冰，未名湖成了热闹异常的滑冰场。当年，我们的滑冰体育课的课堂就在未名湖里。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众多逍遥派学生一次又一次，一群又一群，在未名湖畔踯躅沉思，排遣愁肠。未名湖见证了北大学子的忧国忧民情结。
俱往矣。48年前，我们顶着“旧学校培养的学生”的帽子，离开了北大，告别了未名湖，走向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农场。然而，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曾经在六年时间里，朝夕相处的未名湖，总是时时都在心中，时时如在眼前。乌云散去之后，逐渐步入老年的我几度重访未名湖。然而，当不再轻盈的脚步在从前无数次走过的林荫道上缓缓前移之时，心中所感竟然和40多年前颇为不同——总觉得而今的未名湖似乎缺少一点什么。
未名湖究竟缺少什么?
疑惑中的我，不知不觉走到斯诺墓前，顿有豁然醒悟之感。
斯诺因写作《红星照耀中国》、《大河彼岸》等著作，生动而朴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革命业绩和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而出名。斯诺几十年如一日，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重要贡献。1972年，斯诺因病逝于日内瓦。逝世前，他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经中国有关部门的同意，斯诺死后回归中国之梦得以圆满实现。1973年10月19日斯诺骨灰安葬仪式在北大未名湖畔举行。墓前陈放着毛泽东、宋庆龄、朱德、周恩来以及有关单位和斯诺生前友好敬献的花圈。四年后的197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亲笔为其题写了碑名。
久久凝视那未经雕磨的青色岩石墓基上汉白玉墓碑馏金镌刻的几行楷书：“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我的心飞越到千里之外的杭州。那里也有一座生前同样渴望死后回归中国的美国人的陵墓，墓碑上的碑文写的是：“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多数中国人对司徒雷登的了解和态度可能都源于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其实，毛泽东的文章评击的主要是四十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并非针对司徒雷登个人。司徒雷登和中国的真实关系还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本文根据历史的逻辑认为：他，1876年6月24日出生于杭州，父母都是美国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五十多年，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贡献，值得研究和纪念。
资料告诉我们：
早在1919年，美、英等国教会的几所学校拟在北京合并，办成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聘请司徒雷登为校长。当司徒雷登走马上任时，他看到的是，这所“大学”只有五间课室，一间饭厅，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学生不到一百人，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司徒雷登和别人的回忆录记载了这所破烂不堪的学校变成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所经历的艰难过程：
“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司徒雷登到处向人募捐，以至于有“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的感觉;
募集到经费之后，司徒雷登又四处寻找新校址。他写道：“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
当得知选中的那块土地为陕西省督军陈树藩所有时，司徒雷登远赴西安，想方设法说服陈树藩。结果，那位督军仅以六万大洋的低价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且又返还其中三分之一款项捐作燕大奖学金。五年后，按照司徒雷登的设计思想，新的燕京大学终于落成。从那时到现在，它那湖、轩、山、塔、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整体布局，彰显着中国园林式校园的迷人风采。——这就是未名湖的来历。
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制定了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司徒雷登是基督教徒，但他主张宗教与大学教育分离，学校世俗化，不要求学生信教做礼拜。
司徒雷登按照三项原则聘请教师：一，校方聘请教师的权力不容干涉;二，教师不必信教;三，中外教师同级同酬。他的做法是，让教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这些做法使得那时的燕京大学，名师灿若繁星。
可以说，燕京大学从外形到灵魂都是司徒雷登的作品。司徒雷登堪称燕京大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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