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一代证悟生命之道的圣贤，他的声名远播，直至今天，他的仁善之道也始终为人所推崇。他的思想庞杂而伟大，但我认为有一点却是不该为我们所忽视的，即孔子的义利观。“子罕言利与命与仁”，颇为矛盾的是，在《论语》中，无论直白或隐晦，一部分都牵涉到了关于如何处理义和利关系的问题，如“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这里就谈到了用义的手段以达利，成就自己的声名。
孔子关于义利的观点，我认为是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的:一是结交朋友时应考察其品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不可与之交，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人焉瘦哉？”也是说考察朋友就要看他为达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了解他的心情，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过于看重利益的人也是不可轻易结交的；二是事君时守礼，要处在义的一方而不可谄媚奉上，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其实也强调在侍奉君主方面应尽心尽力，而不能为取得利益而阿谀奉承，那是为人所耻的；三是对民时不能谋夺其钱财，迫害民至深者，称不上义，最终损害的也是自己，有人问孔子关于管仲节俭、懂礼之事，孔子却从他收取人民大量市租，对民不义等方面说明他不节俭也不懂礼，并不能取得好声名。
孔子在义利关系上，自然是倾向义的，他强调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不义之财不可取，就说明在人的内心始终应遵循义，而不应利欲熏心。而且他又断言不义之人最终也只会损害自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放任自己依据个人利益而行动，站在义的对立面，会招致很多的怨恨。另外，孔子还强调要以义通达利，义是实现利的必要途径，“知者利仁”，聪明的人会因为认识到仁徳对他长远和巨大的利益而实施仁德，“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依据人民能得到利益之处因而使他们获利，这不也是给人民以好处而自己无耗费吗？相反，自己还能从中得到仁德呢!
纵观《论语》一书，我发现孔子的言论多及礼，君臣之间，尽孝形式，祭拜祖先等都看重礼的作用，往深处想，我们不难发现孔子义利观的核心即礼，它是为礼而服务的。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人们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上下皆为私欲以胜，交相征利，这样一种混乱、变动的境况是深为孔子所痛心厌弃的。孔子毕生所求恢复礼和乐的一套准则，实现仁和礼，平定天下。那些背义逐利之人，事君谄媚不全心全意，巧言令色，结交朋友友只看重利益，祭拜时不拜自家祖先反在别家人坟头献媚，治理人民时只想着从中得利而不尽到为官的责任……都是违背了礼的。孔子在游学时宣扬的有关“见利思义”“义然后取”等思想在矫正人们义利观时，对恢复礼也起着它独有的作用。
孔子的思想璀璨的火花在今天依旧照亮着我们，让无数学者倾慕而往，孔子的义利观在当代仍有其适用的地方。谈到义利观，我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有关道德的范畴，也的确如此。我认为在当今世界，一个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时代，宣扬孔子“先义后利”的思想还是十分必要的。社会是病态的，对抄袭、伪造事实（如娱乐圈不实报道、伪心理学上的各种测试和实验）、哗众取宠、转卖人们隐私、食品安全问题等，人们似乎习以为常，而谋利者也似乎没有了任何关于义（及良心）的自我意识，彻底成为利益的奴隶，这是极可悲的。不过，的确，在这个贫富差距悬殊的世纪，富有的人争取更富有，贫穷卑贱的人则拼破了脑袋也要往上挤，他们怎么可能记得要遵守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的准则呢？何况也没有人时时刻刻叮咛着他们不要背弃良心，不要做不义的事呢！所以追忆圣贤之学，宣扬关于孔子“见得思义”的正确的义利观，便显得十分重要了。让那些急利之人懂得贪图利益不仅损害了义同时还损害着自身，同时也使得他们眼光放得更为长远，看到遵守义而带给自己的长远利益，这也就更好了！
但我认为，对于一个真正要求和谐的社会和人民而言，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在处理义利的关系时，还应谋求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成就自己的义和利,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将成果分流到大多数人的手中，康德等哲学家在探讨道德准则时也强调“幸福应为大多数人所有”，倘使我们真的可以做到为大多数人谋利，帮助他人，那么我们也该是幸福的，因为我们从中得到他人的肯定，得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谁能说这不也间接为我们自己获取了最大的利呢？此外，我认为遵从本心，将上述的种种关于义和利的正确准则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将是讲究和谐的我们所必要的。先义后利的准则如果限于我们的表面，那这将是难以持久的。就道德的善而言，倘若学校要求我们打扫草坪，于我们可以称善吗？不能，因为这并不是遵从我们内心的自愿原则，它只是一个强制性规定，并不是我们主动要求的，如何能称为我们真正的善呢？同理，如果上述正确的义利观并不能内化为我们之所思所想，而是出于强迫的，那这也不过一句空话罢了，人依旧是利益的奴隶，并不能翻身做利益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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