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死了，傍晚从田里刚到家，准备给瘫在床上两年的老伴烧碗汤，一低头就栽到地上不省人事了。他走了，家里撇下偏瘫的老伴和不懂事的小女儿。他的大女儿已经出嫁了，唯一的儿子远在省城念书。
王福仓促走后，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没多久老伴也跟着去了。他没有上过学的小女儿，无奈搬到大女儿家里帮助照看小孩了。至于儿子他不担心，儿子大学毕了业就是国家的人了，可以吃公家饭。他的家从此空了，大门紧锁，院子里除了一棵夹竹桃仍然寂寞地自开自落，除此之外，便是满院的野草，一天赛似一天地疯长。
王福其实挺可怜的，听村里老人说，他自小没了爹娘，是个苦命人。小时候讨饭，十二岁便去给地主家当长工，解放后，才摊上个老婆，并为他生下了一儿两女，生活也一直紧巴巴地过。可自从实行承包责任制后，总算丰衣足食了，可他丝毫没有改变勤俭节约的作风，冬日里，他一身的家织黑粗布棉袄棉裤，就算过年也很少见他穿新衣服；到了夏天更简单，从上到下一色的白粗布衣褂，一根白羊肚子手巾头上扎，任凭生活怎么变，他仍然不改老百姓的本色，一直保持到他死去的那一刻。
记忆中的王福还有点幽默。记得一次我们几个小孩子，在他家门前的石头上玩。他逗我们：“你们几个谁吃的最多？”
“他！”我们一起指向外号叫胖墩的男孩，“他一顿能吃两大碗呢！”
“不多不多，没有我当年吃的多！”王福笑着对我们说。
“那你能吃多少啊？”我们异口同声地问。
“每次去集上，我都能吃三斤！”
“啊——”我们顿时睁大了眼睛。听大人说，一个大馒头四两，三斤不得七八个呀！
他看着我们惊讶的表情，笑着娓娓道来，“那时候每次我去赶集，走到对面山梁就紧一下腰带，到集上再紧一次，回到那山梁时，又紧一次，加起来，可不就是三紧（斤）吗？”听他说完，我们哈哈大笑，他也随着我们笑，微微眯起的眼睛里，似乎带着点凄然。
除此之外，王福还有些古里古气。本来他在村里没什么本家，却又常和邻居保持着距离，这使他们家更显得孤立。别的不说，就如借东西，农村居家过日子哪能样样都齐备，他家偏不，从来不向别家借东西，别人借他的东西他也推托不借。时间长了，左邻右舍也不去打扰他家，而他们好像很享受这种无人打扰的日子，包括他的孩子们也从不和其他孩子玩，就这样他们家和村里人一直保持着一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所以，王福活着的时候，村里也没有人在意他，而他突然死去了，村里人似乎才发觉这些年他一直生活在村子里。
可王福毕竟是农民，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他一年四季春种夏播，秋收冬藏，天天像老黄牛一样埋头在田里忙碌着。在我记忆的碎片里，总清晰地定格着这样一个影像：塬上梯田里，远远看见一人一牛一犁，那是王福在耕地。清瘦的王福总是一手扶犁，一手拿毛巾擦着汗，前边老牛不紧不慢、艰难地默默前行。那头老黄牛已经陪伴他走过了好几个春秋，他们像多年的老伙计配合得那样默契，一晌不曾听到他吆喝牛的声音，可活儿却做得有条有理。
王福唯一的梦想就是他的儿子能出息，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儿子身上，他的儿子倒也争气，先是考上县重点高中，接着又考上了大学，而且是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记得当初收到儿子的通知书，一向很少笑的他逢人便笑，甚至他那驼了几年的背仿佛一下子直了起来。他省吃俭用却从不亏待儿子，那些年为了儿子生活的好，他宁肯为省几块钱用手推车走几十里山路给儿子送粮，也绝不坐公交车。他儿子每次回来，也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得跟城里人一样。可王福最终没有像他的名字一样享上一天的福，他没能看到儿子娶上媳妇，也没盼到他的孙子，村里人都说他真是没福气。不知王福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点惋惜呢？不过，事实上他当时恐怕连想的工夫都没有，就那样一头栽地，再也没有爬起。
记得有时秋天的早晨，偶尔有幸还能听到王福唱戏。早些时候，女子不许唱戏，王福扮青衣，听村里人说他扮相好唱腔也不错。当秋风乍起，黄叶飘落一地，王福总是一边扫落叶，一边有板有眼地清唱：“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咿咿呀呀，声声如泣，那唱腔常被秋风托起，送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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