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读书笔记集合6篇
读书笔记指读书时为了把自己的读书心得记录下来或把文中的精彩部分整理出来而做的笔记，是训练阅读能力和积累知识的方法。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周恩来读书笔记集合6篇,欢迎品鉴!
【篇一】周恩来读书笔记
战斗“疫情”和复工复产之际，我观看了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不知不觉地流了泪。我被周恩来总理平易近人，体恤民情，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品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真诚发现真实情况、敢于担责、勇于向党中央反映实情的作风深深感动。
1961年新中国面临三年自然灾害，大病初愈的周总理到河北省邯郸市伯延公社调研，在将近100个小时的时间里，夜以继日走村入户，忘我工作，其故事其细节令人感动至深，他充分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心一意为民情怀，敢于担当高贵品质。而在现实中，常常耳闻和见诸报端是某些领导到基层调研，是隔着玻璃看一看，住进宾馆听听汇报，拿着文字材料回单位汇报，这种华而不实，贻害百姓的作法，令群众深恶痛绝！
感动于周总理亲民爱民的情怀。一国之总理给小学汪老师穿鞋，用自己的钱帮老大娘把寿材重新买回来，栽地瓜苗时把一碗水留给群众而自己只喝一口水，与夫人邓颖超商量收养张二廷的最小孩子…周总理心里只装着人民群众，一心为了群众。这些点滴作法，如今对于有些干部戴了帽子歪了嘴，有的明哲保身保乌纱帽，糊弄上级欺骗百姓；有的贪图享受、收受礼金、贪污公款，败坏了干部形象，败坏了党风；其官僚主义，当查；其享乐主义，当诛！其触犯党纪一律应严惩！
感动于周总理与群众同甘共苦。公社主任郭凤林给年事已高的周总理准备了猪肉、鸡蛋菜肴，周总理没吃，而是与社员一起喝着稀汤，吃着窝窝头，连清碗的水也节约下来，第一天周总理仅吃半碗稀饭。周总理挺着疲惫虚弱的身体，与群众一起劳动插地瓜苗，大雨夜给救地瓜苗的乡亲们送糖水。如今，有的干部穿名牌，坐高档车子，住豪华宾馆，吃山珍海味，攀比享受等，其脱离群众，当罚；其奢靡之风，当杀！其触犯国法一律应严惩！
感动于周总理听真话、讲真话。1961年5月3日，周总理一行来到伯延时，新中国正面临旱灾和饥荒，伯延沿路的枯树便是无声的证明。然而，从公社主任到老乡们，没有人愿意告诉总理饥饿的实情，老区人民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不给领导添麻烦，替国家分忧，“善意隐瞒实情”。但周总理四天不停地深入农家，走访了几十户农户，调查研究，用真情打动群众，促使张二廷等“放炮”，获得“大食堂吃不饱”“少数干部多占”真实情况；进而敢于担责，毅然向毛***汇报实情，使党中央及时纠正错误，促使伯延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的人民公社。现实中，一些地方群众不敢说真话，爱唱赞歌；干部也听不进批评意见，甚至打击报复说真话的群众，这些行为，必须纠正！否则祸国殃民！
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必须聚集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讲认真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态度，必须做到无私无畏、敢于担当，把认真精神体现到党内生活和干事创业方方面面。”这些讲话高屋建瓴，是真知灼见，是金玉良言，我们要以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努力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坚决反对“四风”，反对瞒上欺下，脚踏实地改进不足，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树立忠诚为民务实清廉形象。
【篇二】周恩来读书笔记
根据中央有关通知精神，为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按照科技部统一安排，社发司分三批观看了《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电影。大家谈感悟、学精神，普遍认为电影真诚感人，传递了巨大的正能量，为做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树立了榜样，纷纷表示将这部电影作为生动教材，推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扎实开展。
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是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遭遇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在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为背景，讲述了周恩来到革命老区河北邯郸武安伯延考察调研时，夜以继日走村入户，深入进行调研的感人故事。它不仅诠释了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给广大党员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在当前全党正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该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深入群众交流，认真听取意见
影片中公社主任郭凤林为避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而选择隐瞒真实情况时，周总理甩开干部访贫问苦，多次深入群众家中探访，认真了解了大食堂及村干部作风的各种问题。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法宝，也是我们开展工作、加快发展的根本方法，领导干部要想真正掌握事实、体察民意，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
近期由司领导带队，深入基层科研单位召开座谈会就是与一线科研人员零距离听取意见，体察民心的举措，以务实的工作作风继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分析不足
周总理来到伯延调研的初衷就是要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中央政策的偏差给群众带来的困难，周总理真诚道歉，呈现了老一代革命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这是党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拓展和延伸。结合社发司实际，我们要以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契机，认真查找自身工作中的不足，深度剖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真正的推动社发司在业务层面的提升。
三、强化执行能力，提升科技管理工作的效率
周总理在了解到真实的群众意见后，连夜整理分析上报，调整农村政策，取消了大食堂分户吃饭，使问题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解决。我司是业务司，在科技领域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科技计划的管理过程中对于科研单位及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对待，有效落实。
四、弘扬清正廉洁，杜绝铺张浪费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水和粮食都来之不易，影片中当周总理看到村干部为他准备的红烧肉和鸡蛋时，已经迈过门槛的腿又迈了出来，从多处细节反映了总理务实清廉的工作作风。廉洁自律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清正廉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
【篇三】周恩来读书笔记
周恩来，对于80后的我来说，是一位从小学课本里、从电视里认识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伟大而崇高的形象扎根于内心深处，不曾褪色。今天，他再次从银幕出现在眼前，依然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像他身上陈旧的衣服—质朴而干净地真切。
如果从影片本身来说，虽我不是一个懂艺术的人，但是在我看来，影片所展现出来的“客观再现”本身已经摆脱了“艺术”粉饰、浮夸的束缚或者套路。没有粉墨登场、没有虚张声势、没有故作牵强，于是乎，影片的这种朴实的触角已自然而然触及到每个普通人的心灵。或许，这种真实、这种纯粹、这种灰白底色本身就是打动人心最强大的力量。
那是一个困难的年代，人们在生存线上挣扎、受难，村儿里的树叶已被摞光当粮食充饥，村主任为了“面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向周总理汇报虚假的现实状况，正如今天有些领导干部为了“面子”搞打肿脸充胖子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来忽悠上级领导干部。难能可贵的是，周总理没有“车轮转一转、手指一指”忽悠着“被忽悠”，而是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搞起了真材实料的“调研”。他走进困难群众家、和老党员谈心请教、要求大家讲问题、摆事实、走上田间地头和农民一起劳作……他用笔记录下他所看到的、所亲身体验到的农村问题，他用心感知着农民生存的疾苦，他用一个总理应有的忧国忧民情怀与责任态度为群众能过得一天比一天好而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夜色中的那扇窗映着总理的身影，也照亮了那个积贫积弱年代群众们心中的希望。周总理的“四个昼夜”何尝不是对“实地调研”的最好诠释，又何尝不是对今天的领导干部如何开展“调研”的最好鞭策。
在那个困难的年代，活着意味着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精神不倒，眼里才能有光、脚下才能有路、未来才有希望！周总理亲自来到那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伯延，他走街串巷，他为生病还坚持上课的赤脚江老师穿上那双已经不合脚的鞋，他吩咐把特意为他准备的红烧肉分给群众吃，他把自己和夫人的工资拿来给孩子买衣服、给老人备棺材……这些对于那里的、那个时代的群众，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超乎了党关心底层群众的感动，它意味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总理和苦难群众在一起！“在一起”，它所传递出来的淳朴与真挚的强大情感足以让群众心里有底气、有依靠、有寄托、有信心！他用爱、用责任、用担当为群众筑起不倒的精神丰碑。
有一种眼神，充满希望，那是群众望向周总理的“信任”；有一种信念，充满力量，那是百姓对党的信仰；有一种精神，充满正能量，那是中国苦难人民生的勇气与斗志。周总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段困难的岁月，他像每日升起的太阳一样，给苦难中的人们带去光明、带去希望、带去温暖，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贫瘠的年代成了人民群众心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一个人的一生需要导师，一个时代的命运需要伟人，一个民族的希望需要精神领袖。周总理，无疑是那个时代人民群众心中的精神领袖。
群众看见周总理就如突见很久不见而重逢的亲人会热泪盈眶，老大妈会那么幸福地将自己备的棺材拿去换成面粉给周总理做擀面吃……那种无法掩饰、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朴素地足以感染人心。周总理，之所以让人民群众如此爱戴，与其是说因为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党，不如说他把毕生的爱奉献给了人民群众。
“周总理”，这个饱含深情的称谓在几代人的心里，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职位，俨然已成一个爱戴的尊称、一份虔诚的怀念。席间，会听到浅浅的“唏嘘的叹息”，我知道如泉水般清澈而感动的泪水让气息的律动有了颤抖。我也深知在座的党员干部能有这样的情感流露—中国的未来值得期待！
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这是好事，但是作为领导干部，依然不能放松自己身上的责任与使命，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贫富差距、民生问题、国际挑战依然严峻。中国的未来依然需要越来越多像周总理一样的领导干部，真正拥有一颗纯粹为人民服务之心，真正坚定民族复兴的信念，真正肩负起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重任，把自己真正融入人民群众中，融入国家的命运中。
干群的血肉关系不可模糊、更不可疏远。民心聚需要干群同呼吸、共命运，国家昌需要干群众志成城、同舟共济。今天，有少数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甚至伤害群众，有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于人民的幸福不顾、于国家的前途不顾，这样的所作所为、这样的思想境界于“领导干部”的身份与职责是何等不相称、又是何等羞愧与渺小。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在我看来，是一部很好的教育片，它所传播的正能量，希望能让“迷途”的党员干部自警、自省、自我鞭策、重塑信念、坚定使命，也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能够少一分浮躁、少一分急功近利，多一份脚踏实地、多一份求真务实、多一份为这个国家真正做点什么的歇斯底里，为“中国梦”的腾飞多一份纯粹的偏执。
【篇四】周恩来读书笔记
在法国巴黎，有一座名叫《他们缔造了二十世纪》的墙。这是一幅面积达880平方米的巨型壁画，上面绘有20世纪世界上已故的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其中只有两个中国人：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身穿西服，神采飞扬，炯炯有神的双眼凝望着世界的东方，显现出他对于祖国发展的无限期待。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才12岁的周恩来就答道：
“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
青年时的周恩来先后去了几个国家，最后认定：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此他加入了在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周恩来成为党的创建人之一。从此，周恩来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后来他又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同志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他在确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又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坚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时期，他还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功劳越大，他越是虚怀若谷。他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最令人敬佩的是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
周恩来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应该学习他实事求是、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精神。做到周恩来同志生前提出的“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如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其中一点的话，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
【篇五】周恩来读书笔记
周恩来的人格风范受到世人普遍的敬仰。作为位高权重的政治家，他以廉养德，自奉甚俭，曾经自勉勉人地说：“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但周恩来嘉惠后世的精神遗产远不仅是官德官品，而是体现在诸多方面和层次上，特别是他的务实主义的政治哲学、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在当下的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前者表现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普遍共识，后者则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周恩来精神遗产的大部分是务实主义，他曾试图以此稳步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毛泽东相比，他是“建筑师”而不是诗人。周恩来富于远大的理想，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眼前的局势作出尽可能切实的判断，并以真实可见的成就为满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着重谈到防“左”的问题，他说：“我党历史上右倾错误短，易纠正，‘左’倾错误的时间长，不易纠正。”全面经济建设展开后，他多次告诫党内干部，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基础落后，大家的知识这么有限，对于建设、对于科学的经验又这么少，因此“建设也许比革命更困难”，万勿以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1954年，随着《共同纲领》退出历史舞台，在经济建设上一种贪多求快的心理氛围逐渐形成，表现为各部门在发展目标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造成生产关系急剧升级和生产资料的全面紧张。1956年，针对经济工作的“冒进”倾向，周恩来以“抗大流”的精神力主降温，旗帜鲜明地反“冒进”，结果受到严厉的批评。“大跃进”的挫败从反面印证了周恩来务实主义精神的可贵，同时也把调整国民经济的重任压在了他的肩上。在艰苦卓绝的调整时期，周恩来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大跃进”的折腾，农民的底子甚至不如开国初期，因此，他强调建设时期丝毫大意不得，要“戒惧恐惧”地工作。
有一次周恩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起抽象派的艺术品，周恩来问道：“抽象派有什么含义呢？如果没有意义，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这个细节表明，周恩来时刻考虑的是如何创造真实可见的成就，任何凌空蹈虚的东西都激不起他的兴趣。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也许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当时以政治统摄经济的习惯作法，导致经济技术工作要么是因为政治活动而受到排挤，要么是在政治激情的支配下背离自身发展的规律，而很少能够获得应有的地位和正常的推进。这也成了周恩来甚为苦恼的事情。周恩来认为，现代化建设固然要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任意放大意识形态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在政治（一般知识）和技术（专业知识）的关系上，周恩来明显地倾向于后者。
经考证，早在1939年，周恩来就发表过这样的见解：“现阶段还是政治为主，学术为辅，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派也不能代替党派。但到将来建设时期，就可以以学术为主了。学术领域很广阔，到那时不发展科学技术，就无法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这一远见卓识在后来周恩来的行政实践中得到了顽强的体现。建国初期，***很多，许多大学教授无法集中精力钻研业务，此种现象使周恩来忧心忡忡，他说：“我们应该看到，业务里面也有政治。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就是政治，研究如何使业务有利于人民，这也是政治学习。”他甚至把当时政府机关取消每天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称为“一大德政”。为适应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周恩来这样告诫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搞这个东西。别的是空论，这是实际。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这段话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周恩来的政治风格，也是对他建设时期要“以学术为主”的观点的有力印证。现在党中央一再强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下大力气解决最为紧迫的民生问题，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角度来考察，的确来之不易，不失为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提出的有长远价值的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早在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处理党内矛盾和统一战线问题时，就表现出卓越的“求同存异”的才能。上世纪50年代则是他的这一思想大放异彩的时期。这时候新中国欣欣向荣，百废待兴，无论国内外都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致力于恢复经济和工业化建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指出：“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周恩来相信，“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性质、不同内涵的团结工作、统战工作乃至外交工作。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将这一哲理凝聚成“求同存异”四个字。后来它作为体现周恩来卓越智慧的一句格言传遍全世界。一位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访问过周恩来的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说过：“周是一位天生的外交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基于联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
“求同存异”是包含差别性的统一。它与西周末年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在精神气质上是相通的。所谓“和”，便是不同要素的协调与协和，即包含差别、对立的有序结构，而不是无差别的绝对统一。“求同存异”还受到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启迪。周恩来说：“中国的先人提出的‘大同社会’，比外国人使用的‘Community’（公社）这个字似乎要恰当一些，因为中国人叫‘大同’，就说明了有‘小异’，人的关系也是这样，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周恩来深知，多样性和丰富性是世界的本色，人民内部在大的方面一致的情况下，差异与其说允许存在，毋宁说应当欢迎。“求同存异”的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
从“大同社会”的理想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都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而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维方式无疑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当然，正如“求同存异”不是要消除差异，构建“和谐社会”也不意味着回避和掩盖矛盾。差异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有用适当的方式统一矛盾，才能保持有序的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活力。在如何“求同”、如何统一矛盾的问题上，周恩来同样也给我们留下了可贵的精神遗产。他说过，所谓“辩证法”，就它的词源学意义上讲，意思就是进行“论战”，真理越辩越明，人们在思想上要想达到共同点，离不开讨论或辩论。表面上的一团和气，看似一致，实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力主在人民代表会议上确立辩论的制度，并要从小组辩论扩大到大会辩论。“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他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周恩来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建设民主政治，没有民主就谈不上和谐。人大代表必须有议政和辩论的本领，必须掌握沟通、谈判和妥协的艺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只有这样，人们才能从生动的实践中接受民主的训练，增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信心，从而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
【篇六】周恩来读书笔记
“珠玉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这句话出自谁人之口，我已想不起来了，但认为将其用在周恩来身上，则再贴切不过。在我眼中，周恩来是一位既富于深厚教养和学养，又有着广泛令德和善行的政治家。哲人已逝，岁月的烟尘非但没有淹没其巨大的身影，反倒让人对之怀想万端。在周恩来110周年诞辰之际，我愿将多年来研究他的一些心得，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同时权当一段不可忘却的纪念。
一、家族背景对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在血统上与鲁迅先生为本家。其所属宝佑桥周氏（又称“老八房”）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周氏迁绍始祖周茂之曾孙，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明朝山西道监察御史。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
1939年3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党军政部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借考察民情、宣传抗日的名义赴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他在瞻仰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凡14条，共248字，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便属于绍兴宝佑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在历史上，绍兴乃物华天宝、人文荟萃之地。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在五位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即周和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多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上到六部显秩，下到知府县令，多数人仅通晓诗书礼乐等一般知识，所以一旦接触实际政治，特别是碰到刑名、钱谷等专业知识便显得力不从心。这就为掌握专门知识的师爷们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舞台。
绍兴师爷子承父业，家学源远流长，世家子弟写公文信函简练得体，言谈举止不温不火，律令法规、成例前案烂熟于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在行，更兼熟悉政坛掌故、民间习俗，所以最能应付场面，为主官排扰解难。师爷还是联系官与吏的纽带，许多事情吏可瞒官，但不可瞒师爷，因而师爷又要善于做合事佬，随时注意疏通关节，由此可见师爷在古代行政中的作用。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师爷全出自绍兴，师爷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师爷，从而做到天下大治。清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很受朝廷赏识，河南官场中人人都说他依赖一位名叫邬思道的绍兴师爷，以致雍正帝在批复田文镜的奏折时也随便问邬先生好，对邬师爷揣摩上意的功夫表示赞赏。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跟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维方式、工作特点、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官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官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鼐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和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的行事风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投身革命后，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和专业知识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与他的家族文化习染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周恩来在谈及与毛泽东的关系时多次表示：“毛***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反映了他甘当助手和配角的自我定位。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周恩来虽然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六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九岁到十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度日，受了不少屈辱。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披露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明乎此，有助于我们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跟随伯父周贻庚到东北求学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春，他在南开求学时的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多回家了，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悲慨跃然纸上：“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其中“蓼莪之章”出自《诗经·小雅》，是一首悼念父母的诗，语多沉痛，如“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等。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即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抚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
周恩来对家族伦理情感的强烈渴求，在求学过程中便转换成为身边之人“服役”的精神。他说：“人之立于世，既不克效禽兽草木之自为生活，要必有赖于公众之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在学校甘于奉献，凡力所能及之事，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仿佛“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别人视之为愚，但自己“觉倍有乐趣存于中”。从南开中学毕业时，《同学录》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与“服役”精神相映照的，是那种谦抑虚受的品性。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是事事处处想到“克己”、“藏拙”。他和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大家公认他出力最多，但周恩来却坚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1916年初，他在送给友人的一首诗中写道：“同侪争疾走，君独著先鞭。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早年周恩来志向远大，但在对待名利上却展现了淡泊和超然的情怀。
当然，一个人的性格除了受家族背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所以，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和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他待人接物的彬彬有礼和恰如其分的温和迷住了任何一个见他的人，但他有时也是“尖锐严厉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